美國歷史學家William H. McNeill在其《瘟疫與人》一書中指出：「傳染病的出現早於人類，而且將會和人類共存……並成為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及決定因素之一」。

 

從歷史來看，西元前430年即有雅典瘟疫、西元165～180年間及211～266年間羅馬帝國有兩次瘟疫、西元541∼544年有「查士丁尼鼠疫」（Plague of Justinian）；而1347~1352年的 黑死病更造成歐洲2500萬人死亡，佔當時人口的1/3，導致封建制度垮台。1665年歐洲的鼠疫，造成倫敦人口死亡6萬人，直到 1666年9月2倫敦大火為止。到了20世紀初，人類對疾病的致病原因曾有革命性突破，但仍然無法避免新的大規模流行病出現。1889至1890年期間的流感導致全球超過100萬人去世。1894年，香港的鼠疫傳播到世界各地，1918∼1919年肆虐全世界的西班牙大流感更奪去了全世界上5000萬人的生命，因為死亡病例多為20至40歲之間的男性，開啟了女性步入就業市場的大門，也促進了公共衛生醫學的國際合作。

 

一年多來，隨著新冠肺炎的肆虐，城市生活正面臨著翻天覆地的變化，雖然疫苗接種如火如荼的進行，到目前為止仍看不到疫情的終點；若是疫情成為一種新常態，往後的城市生活會是如何？大家還願意回到辦公室辦公嗎？城市能夠像過去面對災難時那樣，找到自我調整的方法嗎？或是因為人口減少，城市反而能夠提供更好的工作機會和更高的工資，讓大量的人口在疫情後搬到城市居住？又或是人們離城居住，朝收縮城市」（shrikning city）、逆城市化發展，發展個人快速公交和無人駕駛、遠端工作，將人口分散以抑制病毒傳播？

 

城市提供眾多的工作、商品、服務和娛樂機會，因人口聚集，一直是傳染病的中心，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城市計畫，以預防下一次流行病的發生，或許必須告別功能與土地利用為導向，而做願景式規劃的新嘗試，以開放、透明、協作的態度，先進的技術和理念，採取全面對策作更先進的城市管理和更合理的規劃。從前瘟疫的產生促進了1848年英國制訂《公共衛生法》（Public Health Act,），規劃了城市空間的架構，制定明確的策略，來營造健康安全的城市公共衛生環境。時至今日，我們面臨比歷史上更加複雜的環境和問題，需要政府更有效的治理、更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國家公共衛生體系，尤其跨學科整合的知識應該成為趨勢，例如哈佛大學推出了城市規劃碩士(MUP)和公共衛生碩士(MPH)聯合學位，整合城市規劃和公共衛生，鼓勵創和破框思考，預測複雜城市的變化及其後果，以促進和設計更健康的社區。

面對瘟疫，在健康宜居的人居環境中，「重新定義高密度生活」更需要保護自然生態的平衡，讓“人與自然”的關係在城市公共衛生環境體系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；同時，重大疫病疾病如同人類文明史的照妖鏡，照映出社會存在已久的族群、階級矛盾，我們也要避免集體恐懼形成的社會潛存固有的政治、族群與文化衝突。疫情總是一次比一次兇猛，歷史告訴我們，若是學到教訓，城市可以復蘇，還會變得較疫情發生前更好。